对“难得糊涂”的一点新解-杨建元杂评
注: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都难免办糊涂事,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清朝乾降年间的落泊才子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三百多年了,影响着无数华夏子孙,渗透到各个阶层人士的心灵之中,使得人们对生活、对仕途、对学术、对挣钱养家等诸多方面改变初衷,按此思路,有的人成功了,更多的人却失败了!因为,在人生的关键环节上,如果不把握好时机,屡犯“糊涂”,那么,注定你这个人一生会一事无成。昨天,我在徐行镇图书馆翻阅相关史料时,觉得比郑板桥大十二岁、职位也比郑高得多、在为朝庭建功立业贡献也大得多的雍正皇帝的满族名臣鄂尔泰,说得更加有理有据,而且在实际生活也容易操作一些。鄂尔泰曾多次与心腹同僚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认真把玩,这两个名人的话,还是鄂大人说的更好一些!
在历史上,鄂尔泰比郑板桥的贡献大得多,他活了六十六岁,一生事主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主要政绩,是在雍正皇帝当政时期。雍正算是千古明君,要在这样的“老板”团队“打工”,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混上“高管”职位的!雍正胤禛同志坐上龙床后,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所重用的四大名臣,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基本上都是在康熙王朝不得志的中下级官员,雍正早期,四人中当时只有张廷玉的“学历”——进士——和职位最高,在以科举选抜人才为主的清朝,李卫基本上还算是个“大老粗”式的人物,而且性格张狂,不拘小节。而鄂尔泰,仅仅只是考取了一个举人的功名,无论是当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还是在朝廷当首辅,都是清史留名的“贤相”。在清朝二百九十三年的历史中,贤臣们能够进入太庙,让皇子皇孙们永远供奉膜拜的,没有几个人,而雍正首爱的鄂尔泰,及有兄弟般情谊的张廷玉,都被雍正遗诏,百年之后进入太庙供奉。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鄂尔泰不但是个能吏,在学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没有更好地更长时间抚佐乾隆弘历,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损失。
我认真品悟,鄂尔泰说的话,真是太对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绝对不敢糊涂,不然,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在大事上犯糊涂,根本就没有补过和纠正的机会。而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要善于用道家的中庸战略,宽厚一点,含蓄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心里像是明镜一般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碍于亲友或他人的情面,也不点破,不去较真,最终落得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多美啊!在特定的环境下,装装糊涂,其结局,比去较真,效果要好得多!
关于“糊涂学说”,为了证实鄂尔泰说得更对一些,贡献更大一点,我特意再向亲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成就和简历,共分享!
鄂尔泰(1677年—1745年)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张廷玉、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即世宗)的心腹。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后任军机大臣。世宗死,受遗命与张廷玉等同辅政,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郑板桥(1693-1765),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猛兽侠第一部。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早年仕途
康熙十九年(1680年),鄂尔泰出生。他的先人早期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曾官任国子祭酒。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一直活跃在官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悲观,绝没有想到后来能出将入相。
官运转机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
雍正三年(1725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就在此时,朝廷发生了关于“改土归流”的争议。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的事务。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原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鄂尔泰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制度。各处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在地上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数百年来,也曾有过治理行为,但没有一个成功。
雍正帝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恰在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封正南为都统,目的就是让他去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悔改,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重点策略是促土司投献,投献者给以安抚,表现好的可任其政府的流官,尽量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土归流”的阻力。鄂尔泰的奏疏使雍正对实行“改土归流”下定了决心。
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小艾琳,加兵部尚书衔。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寨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寨厅(即今长顺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长寨事定,雍正帝在批复派遣长寨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他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寨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寨,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寨,战果辉煌。
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鄂尔泰改土归流旧址土知府和土知州,他们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军队,既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又毁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发兵进击,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随后,鄂尔泰置函劝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动投献。两地土司禄万钟、陇庆侯不仅不降,反而联合对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动即攻掠东川府清军营盘,气焰十分嚣张。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初年,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决心对其实行招抚。岑映宸经多番招抚,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给了他优待条件,遂在此地设泗城府制(今凌云县)。在鄂尔泰的努力下,“改土归流”得以大张旗鼓地展开,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开展。
苗疆改土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雍正四年(1726年),张率兵击退前来抗击官兵的苗司军队,攻入古州城。
然而,“苗疆”的土司屡败屡起,尽管张广泗有勇有谋,也难以顺利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帝派部员到此“宣谕化民”,仍无济于事。扰攘经年,终又发生反复,被赶走的土司和其武装蛊惑土著居民叛乱。叛民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都匀府的丹江、凯里、雍正帝调遣广、四川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又派“抚苗大臣”张照自京师前来“会剿”。结果,张照却密告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略根本错误,不仅未能平服叛乱,反又添内乱。鄂尔泰上疏,只承认没能彻底搞好“改土归流”,但坚不认为改流方针的错误。直到罢免张照,再令张广泗镇压叛乱,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实。
安定湖川
两湖地区在云贵改流进展之时也开始实行。这里虽有土司,但土著居民与汉民杂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改土归流”的大势威慑两湖土司多有主动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数负隅顽抗。湖北容美土司田如不听改流,雍正帝命鄂尔泰派兵进剿,田众叛亲离,吓得自缢身亡,所属地区改为流官制。
四川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山峦连绵,彝民祖辈在这里劳动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们深受其害,生活极端悲惨。四川军政长官对彝民区的改流产生畏难情绪,迟迟不动。当云贵地区有所建树后,促使他们也派兵进入彝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较为顺利地进行了“改土归流”。
总之,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项边疆官制的改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由关键之时的上书,汪则翰到制定改流方针大计,再到具体实施,历时多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晚年逝世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改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次年加衔为少保,雍正十年(1732年)召至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的地位。后来又因为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为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
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乾隆元年(1736年)为钦点会试大总裁,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乾隆十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鄂尔泰的主要贡献
改土归流
处理矛盾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南数省“改土归流”的成果,鄂尔泰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工作。首先是处理善后。“改土归流”之后,许多矛盾若处理不好,仍会激发。云贵数省,地处边疆,各民族习俗差别极大,一下子改派满汉流官,难以适应这里的复杂局面,对土官打击面也太大。鄂尔泰始终坚持设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那些自动缴印,主动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流官,并让其世袭不替。表现突出的,还奏表褒奖。对那些不习惯做流官,态度又好的土司,则奏请发给国西南山区库银两,为之安排善后生活,拨给田产,建造房屋,彻底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土司,改流过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对者,则严厉打击,从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贵州康佐长官司长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当地居民无不称快。
对流官的派遣,鄂尔泰上奏必须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他认真挑选州县长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称职,对安定改流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鄂尔泰为让改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鄂尔泰在改流地区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并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土司霸占的农民土地,按土地清单让原主认领;荒芜无主的土地,招农民耕种;未开垦的土地,号召农民开垦,官府发给农具、种子、对新垦的土地,水田6年后征税,旱地10年后起科。鄂尔泰还号召官员、富户捐助困难土著居民,他本人带头捐银3000两、买牛100头、盖房600间,让十分困难的土著居民安居乐业。
基础建设
同时,鄂尔泰在改流区大力兴修水利,仅云南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以灌溉土地两万多亩。云南全省改流后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从而保证了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
改流区的交通开发也是一项突出的事业。鄂尔泰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浚后“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他还修筑了上起土黄,下至广西百色全长700余里的河道,使“两粤、楚湘为之沟通”。
鄂尔泰把内地的耕种、纺织、冶铁、烧窑、采矿等生产技术,命人在改流地区传播,使这些刀耕火种的穷山僻谷得到开发。
改流前少数民族没有读书的机会,更无权参加科举。改流后,鄂尔泰普遍开设学堂,设教官,让儿童免费入学。云南一省就开设义学463所,贵州开设义学24所。
改革陋习
鄂尔泰还在改流区推行革除陋习的活动,这里仇杀械斗严重,蓄奴延为通习,近亲通婚普遍。改流后,他严禁仇杀,发现挑斗者严惩不贷。鄂尔泰执行雍正的“割贱为良”政策,解放了奴隶。云贵地区的“骨种之习”,即姑之女必嫁舅之子,是典型的近亲通婚。鄂尔泰认识到这种陋习的弊害,令其改之。
茶马贸易
云南是茶叶的故乡,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云南普洱茶以远销西藏和边贸为主,主要作为明朝用来控制边疆和邻国地区游牧民族的主要贸易品之一,不茶马贸易路线为内陆所知。
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期间,在滇设立茶叶局,统管云南茶叶贸易。鄂尔泰勒令云南各茶山茶园顶级的普洱茶由国家统一收购,并亲自督办,在茶饼上印“鄂尔泰”并以马帮驼茶,上贡朝廷。云南这种用马帮驼茶到西藏、边关销售、驼茶到京城的模式,称为茶马贸易,而曾经的马帮走过的道路今天称为茶马古道。普洱茶于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列入清宫《贡茶按册》。故宫地宫里储存的云南茶叶上均有鄂尔泰的印鉴,证明乃是鄂尔泰亲自督办上贡京城的,以此凸显鄂尔泰对雍正皇帝的尽忠职守。其余等级的茶叶才准许各茶庄贴上商号商标、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鄂尔泰设立的茶叶局在鄂尔泰调任它职后,仍旧为云南茶叶贸易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云南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大量外地百姓迁入茶山,形成家家有茶树,村村有茶山的繁荣景象;每年马帮驼茶进京的盛况更是带动了云南到北京沿途地区的百姓对云南的兴趣。繁荣景象直到清末结束。
治水业绩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1723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鄂尔泰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离行之前,又将任内应得余剩银捐买谷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存苏,松,常三府备赈”。这体现其对于江南水利的担忧与眷顾——水利是农业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现水灾或旱灾,百姓将无生计矣。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远在云南的鄂尔泰还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当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方兴未艾,战事依然紧迫之际,位居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还不忘向朝廷奏陈江南水利。此更说明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我说参同契,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叶钦达。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堆积门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人事方面为地方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发展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水能力和农业生产力。
以上两种制度建设,无不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利的理性思维。在清朝中前期,这种高度重视水利、以科学的方法治水的官员委实不多见。尤其是地处西南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治水的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都大不如中原、江南等地。
人才观念
鄂尔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与雍正谈论用人之道,强调去庸重才,宁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贤而无才之人。鄂尔泰在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六日的奏折中,强调用人要得当,云:“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鄂尔泰又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也。”“忠厚老诚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轶事典故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1728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可见鄂尔泰报“卿云”不同寻常。鄂尔泰报“卿云”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尔泰在报卿云时,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其实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人物评价
总评
“改土归流”的成功,结束了土司制度,解除了千百万人民的苦痛,实现了多民族国家政策的统一,是康雍乾三朝成为“盛世”的条件之一。就此而言,鄂尔泰应该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
历代评价
雍正帝: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
乾隆帝:①当日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张廷玉,张廷玉不及鄂尔泰。②业师祇四人,其四情向剖。谓徐、张、嵇,见三先生诗。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蒋廷锡以阁臣,蔡珽法海列卿九。胡煦顾成天刘统勋梁诗正任,启运。邵基戴瀚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鄂其中巨擘,内外勤宣久。初政命总理,顾问备左右。具瞻镇百寮,将美惠九有。好恶略失尚,性阳阴则否。遵诏命配享,旌善垂不朽。
赵尔巽: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於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钟琦: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
萧一山: 鄂尔泰、张廷玉以雍正旧臣,同受顾命,乾隆初,诏以身后配享太庙事,缮入遗诏,蒙眷深厚,一时煊赫。且屡降明旨,盛称高才丰功,誉为不世出之名臣。惟二人权势相埒,则不免互生忌视,而其下复自立门户,倾轧不已,故卒酿党禁文字之狱。
史继忠:鄂尔泰的想法得到了雍正的支持,清王朝开始在贵州大举以武力开辟苗疆。在这个过程中,鄂尔泰血洗贵州少数民族,大肆焚毁苗族村寨,屠杀无辜百姓。据说,缴获的铁器,后来官员还将其铸成大铁柱,竖于贵阳甲秀楼前。解放后以其是镇压少数民族的耻辱柱,将其拆走。“所以这就相当于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那时候鄂尔泰可是一整寨一整寨地杀人,十分残忍。”
白寿彝: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个人作品
著作
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诗歌
《宿真空寺怀蒙又上》
《初度日谢客咏怀》
《夜坐检书偶读工部蜀相篇慨然有述》
《会课春风亭命赋邑有流亡愧俸钱句盖以自况抑亦自省殊未敢效韦郎思田里也聊申鄙意用告群贤》
《赠学使中丞法渊若》
《郊行示耕者》
《舲山》等等。
我们再来看看郑板桥的主要成就,则着重于诗文书画。以现在人们对一个人的功劳大小、价值大小来评判的话,从推动历史前进方面,为江山社稷作贡献、在为官一任方面,郑怪人与鄂尔泰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
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图》《清光留照图》《兰竹芳馨图》《甘谷菊泉图》《丛兰荆棘图》等二刈子,著有《郑板桥集》
郑燮(音xie,四声),清代著名画家。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书画史。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著。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生于1693.11.22,卒于1765.1.22。享年七十三岁。
清代的郑板桥,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 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读书、教书 郑燮(1693--1766年),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动物王国窃案。祖籍苏州。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 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断刺剧情介绍,字立庵,号梦阳,廪生,郑板桥故居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 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 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 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 填词。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二十六岁至真州 之江村设熟教书。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 二、卖画扬州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即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
些旅游活动。不幸 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三十三岁,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 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三十五岁,客于通州。 三十六岁,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 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举人、进士及宦游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 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 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候补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 四、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郑板桥
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禹王台勘灾。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 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 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五、再次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 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 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 去官以后,板郑板桥塑像
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 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霸医天下,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酸蜂,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 极多,流传极广。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第郑墨之子鄣田嗣。 画 郑板桥善画竹、兰、石、松、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板桥画竹以草书之中坚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 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板桥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板桥画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 兰之烂漫天性。板桥画石,骨法用笔,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子, 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郑板桥画扇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人物生平
身世穷困
1. 父为廪生,四岁丧母,由继母抚养长大。郑板桥
谈到板桥的家世,亦属书香门第。至其父时,家道中落,虽有学养,仅考得个禀生,枯守家园,教几个蒙童,生活相当清苦。板桥是独子,不幸三岁丧母,依靠乳娘费氏抚养。这位乳娘乃是他祖母的侍婢,感主人之恩,不顾自己的丈夫与孩子,而到郑家来共度患难,每日清晨,背负著瘦弱的板桥,到市上作小贩,宁愿自己饿著肚子,总得先买个烧饼孩子充饥。后来,她自己儿子虽当了八品官,请她回去享福,她仍宁可留在郑家吃苦。板桥特为乳娘写了一首诗,诗前缕述患难恩抚的经过情景,诗为:「平生所负恩天纵商才,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板桥的继母郝氏,贤慧而有爱心,可惜体弱,禁不住饥寒的煎熬,於板桥十四岁时即去世,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打击。
2. 康熙秀才(十九岁)、雍正举人(四十岁)、乾隆进士(四十四岁),虽才华盖世,跨越三朝,然 50 岁时才做了个七品芝麻官。
他十九岁时中了秀才,二十三岁时结婚,为了生活,到扬州去卖字画,无人赏识,很不得意,有时逛逛青楼,或借酒浇愁,显得消沉。迨至他三十岁时,父亲穷困而死,后来儿也饥饿而死,境遇至惨。所幸他四十岁中了举人,四十四岁中了进士。再到扬州,因已有了名气,他的字画连同旧作,都被当成墨宝,他慨於炎凉的世态,特地刻了一方印章盖在他的作品上,印文为「二十年前旧板桥」,多少也带点自嘲的意味。
辞官穷困
郑板桥辞官回家,“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惟携黄狗一条,兰花一盆。一夜现代逍遥少爷,天冷,月黑,风大,雨密,板桥辗转不眠,适有小偷光顾。他想:如高声呼喊,万一小偷动手,自己无力对付,佯装熟睡,任他拿取,又不甘心。略一思考,翻身朝里,低声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此时,小偷已近床边,闻声暗惊。继又闻:“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心想:不偷也罢。转身出门,又听里面说:“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想,既有恶犬,何不逾墙而出。正欲上墙,又闻:“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一看,墙头果有兰花一盆,乃细心避开,足方着地,屋里又传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张丰毅霍凡。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极多,流传极广。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
三十五岁,客于通州;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最后岁月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弟郑墨之子鄣田嗣。
仕途不顺
1. 年任山东范县知县,审案廉明。
2. 潍县知县,遇饥荒,修筑城池,迫富豪平价售粮,被密告,以赈灾不当被惩,乃辞官归去。他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县令,深入民间尚霏,洞悉民间的疾苦,终因救灾而得罪了巨室,冤枉被参,他宦情已薄,毅然辞官返里。他在惜别潍县绅民所画的一幅竹子上题了一首诗:「乌沙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又为惜别僚属,画了一富菊花,也题上诗:「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必须旷达的心胸,才能自然流露出这般的潇洒。
3. 郑板桥,曾当过十二年七品官,他清廉刚正,在任上,他画过一幅墨竹图,上面题诗:「衙斋卧听潇潇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对下层百姓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对民情风俗有著浓重的兴趣,在他的诗文书画中,总是不时地透露著这种清新的内容和别致的格调。
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的性格特征各异,自身条件不一样,学识不同包头王国安,机遇截然相反,在行为处事方面,到底是头脑保持高度清醒好呢,还是觉得“几分清醒几分糊涂”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自己,限于水平,常常是糊涂的,所以常办糊涂事!性格使然,愚笨不化,朽木难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