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诸葛亮早年心志及行迹的历史考察(一) 王刚-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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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从“早年诸葛亮”问题说起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与刘备相见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这一年,他虚岁27,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千百年来,学界的讨论多着眼于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对于此前早年诸葛亮的研究相对缺乏。然而,熟悉心理学的人皆知,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及思想,对于此后的人生志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可注意的是,诸葛亮出山时只有二十六七岁,虽说远比一般人更为成熟与睿智,但作为一名年轻人,刚从童年及青少年阶段走来,性格和心智还处在塑形时期。这一阶段的心志所向,往往反映着其人生轨迹中某些重要的片段,并深刻影响着此后的抉择与走向。按照中国传统,一个人的心志,往往会通过托物明志来加以表达。而据本传,诸葛亮在与刘备相会之前,躬耕南阳,“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作为出道之前最重要的心迹袒露,它们对于诸葛亮思想及生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下而,就以此为探究点来展开论述。
从理论视角来看,所谓“好为《梁父吟》”及“自比于管仲、乐毅”,安徽财政局网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象征符号,同时也是自我认知之上的人生规划目标,它们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所谓“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与“社会认知论”(Socialcognition)的观点较为吻合,而且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人生规划与对个体有着强烈冲击的时势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毫无疑问,诸葛亮的“好为”与“自比”,就是当时社会时势的产物。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体所承受的冲击及社会行动,才是对规划目标及思想符号发生作用的直接动因。找寻到这些细节,就能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思想内核之中。这样的路径,在西方学界一般归入心理史学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对于心理史学的适用度和有效性多有争议,但笔者以为,在对史学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在情志还不稳定的青年及前青年期的研究中,心理史学有其合理性。这一研究路径所被垢病者,其实质不在于心理及心理学问题的引入,而是事实层而的坚持与限度。也即是说,不管如何援引理论工具,历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上杖臀全刑,不因理论而修正事实,而要用事实去验证和丰富理论。只要遵循这一原则,研究就是值得信赖与称道的。
就本论题来看,要对早年诸葛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完全可以引入这一研究路径。从理论上来说,不仅应在大时势下去关注个体的“符号象征”与“规划”,还应进一步沿着青年心理,去找寻早年事实对诸葛亮所发生的心理影响。也即是说,要思考在“好为《梁父吟》”与“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背后,有没有一些非同一般的早年事实在对诸葛亮的人生起着作用。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注意到,就内在性格特点来说,诸葛亮是一个心思填密之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陈寿评价他“性长于巧思”,而他自己在《出师表》中也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风平浪静造句。这种性格的养成固然有着天性的原因,但同时也与其所处时代及个人生活密不可分。以本传为据,在刘备与诸葛亮相会之前,诸葛亮早年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童年时代在家乡琅琊。2、父亲死后,跟随叔父来到豫章郡。3、进入荆州地界,最终躬耕于南阳。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不得己而为之,在辗转往复中,伴随着惨痛的回忆,甚至可能有着性命之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的谨慎或填密,其实都是心理敏感的表现。然而,当他“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之际,却不为时评所动,并抱膝长啸,期许甚高。这些绝非青年时代的心血来潮,而应该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包含着许多值得探究的深刻内容。
在西方心理史学名著《青年路德: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中,曾有这样一段理论分析,它高度概括了青年时代志业的意义及与早年经历的关系:
认同危机是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危机,它出现在生命周期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当一个少年郎必须为自己构建出某些重要的愿景,并将其打造为可运作的统一体时,而这些追根溯源,就出自于可发挥效应的童年记忆残片及对未来成年期的某种期待。在自我评价中,他必须在他的自我判定与强烈意识所告知的别种判定之间,找寻到一些别具意义的相类之处,并使这种自我期许最终得以实现。
根据这一判断,再来翻检《诸葛亮传》,可以注意到如下的事实:在青年时代的“认同危机”中,诸葛亮将“自比于管仲、乐毅”作为人生的最大期许,即使“时人莫之许”,也不为所动,反而信之尤笃。那么,在其内在意识中,与“管仲、乐毅”及《梁父吟》(又名《梁甫吟》)之间,应该有着某些他所强烈认定的“相类之处”,并与当年的“记忆残片”缕缕相通,它们作为精神力量,共同推动着诸葛亮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那么,这种“记忆残片”具体有哪些?与诸葛亮的心志之间有着何等关系?带着这种思路,下而,笔者将以“好为《梁父吟尸“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为重要的思想材料,去探寻其背后的心志与史迹,希冀对“早年诸葛亮”研究有所推进。
二
从“管晏”到“管乐”:诸葛亮的选择与心态
琅琊郡阳都县,属春秋战国时代的东方大国齐国。这里是诸葛亮的家乡,他的童年曾在这里度过。很自然的,当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之时,依稀可以看到齐文化的影子。习文史者皆知,管仲为春秋时代的齐相,辅佐桓公成就一代霸业;而乐毅则为战国时代的燕将毛利塔利亚,在燕昭王的信任下率军几乎灭齐,然终因继位的燕惠王猜忌而功败垂成。用两个与齐地关系甚密之人来自比,对于琅琊人诸葛亮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在诸葛亮之前,管仲一直与春秋时代的另一位齐相晏婴相提并论,习称“管晏”。所以在西汉时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他们合传为《管晏列传》;公孙弘在奏对中“管晏”并称;谷永在上书中则说“执管晏之操”;而在东汉,班固则有“伊、吕、管、晏之任”的说法。即使不用“管晏”之称,战国以降,管仲也从不与乐毅并论,一般只与姜太公或同为春秋霸主的晋文公之臣对举而言,如《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边让》曰:“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荀子·臣道》云:“齐之管仲,晋之咎犯。”《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总之,“管乐”连称此前闻所未闻。左央虽然因诸葛亮的缘故,这一称谓在后世得以接受与传播,但就是在诸葛所在的魏晋时代依然以“管晏”之称为主流,“管乐”并不为世人所认同。诸葛亮作为齐地之人言齐国之事,摒弃晏子,以乐毅代之,实不合常理。这般改造的背后,有什么内在的缘由呢?笔者以为,这与诸葛亮的早年经历及内在价值评判密切相关。下面,具体论之。
诸葛亮沿用管仲而摒弃晏子的原因,笔者以为,管、晏之间至少有两点不同决定了诸葛亮的取舍。
1.诸葛亮身处汉室衰微,群雄并争的乱世之中,对于这一天下大势,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取而代之;二是希望汉室再度中兴。诸葛亮无疑属于后者,而且这一心志在早年己然奠定。宋儒胡寅评价道:“自为幼童,己欲兴微继绝,拨乱世反之正。”众所周知,管仲不仅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且“尊王攘夷”,支起了东周王室将倾的政治大厦,从这一点来说,的确称得上“兴微继绝”、拨乱反正,是诸葛亮学习与效仿的榜样。而晏婴呢?虽号称贤相,却不能挽救姜齐衰微,只能在“季世”的哀叹中,眼睁睁看着“田氏代齐”的步伐毫无阻挡地向前迈进。
2.管、晏相较,在秉政风格上,管子有着“仁”且“正”的评价,如《论语·宪问》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虽表而上是说桓公,但实际上是对管仲施政的美誉。而与之相反,晏子却有着残忍诡诈之举流传于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二桃杀三士”。这一故事出于《晏子春秋·谏下》,讲的是晏婴设计以二桃来挑拨齐景公手下的三位勇士,最后三士自杀而亡。这一题材在汉代流传甚广,诸葛亮所吟诵的《梁父吟》,就是悼亡三士的。必须指出的是,晏子的这一形象是诸葛亮有选择地加以框定的,因为晏子的故事在战国以来己是真真假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贬斥晏婴,乃是以此形象来浇胸中块垒而己。但这种取向的触动点,则应来自于早年所奠定的价值观及童年遭际。
揆之于史,诸葛亮一生对于正义、仁德等颇为推崇,而且行事作风也是“正而有谋”。所以对于曹魏的不屑及最终投靠刘备,就很有这种因素在里而起着作用,他曾说:“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又说:“及至孟德,以其i}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
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与其童年经历有着不小的关系,并对此后择主时弃曹拥刘带来了重大影响。而这一趋向的发端点,乃是由三国初期曹操对琅琊所在地徐州的屠戮引起的。据《三国志·陶谦传》,初平四年(193年),“太祖(曹操)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泅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郑”。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兴平元年(194年)春,曹操因其父在琅琊被害,遂二次征讨徐州,“所过多所残戮”。曹操对徐州的疯狂屠杀,激起了两大后果,一是徐州民众恨透了曹氏集团,所谓“子弟念父兄之耻”美人劫梦三生。二是徐州遭到了倾覆性的破坏,大量民众不得不流离失所,远遁他乡,诸葛亮家族也由此成了避难队伍中的一员。其兄诸葛瑾曾凄枪地回忆:“遭本州倾覆,生类珍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此时的诸葛亮仅有十二三岁,其心灵的伤痛可想而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备此时也在徐州,但他的表现迥异于曹,不仅谦让徐州牧一职,而且帮助徐州牧陶谦抵抗了曹操。可以说,刘备在此时以其仁勇形象,己经走入了少年诸葛亮的心中。所以,晏婴既被认定有屠戮行为,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一种不愉快的回忆,在诸葛亮心目中遭到排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弃用晏子的心理轨迹己然清晰,那么,以乐毅来承接管仲又有何理由呢?在三国时代,与诸葛亮同样傲视天下者,比之管仲者有之,自比乐毅者则无。因为在时人看来,乐毅与管仲不在一个规格之上,他只是吕布、孟达之流的选择,像诸葛亮这样“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者,乐毅根本不能与之相匹配。故而申昜,在魏晋时代己有人对此表示不解:“殆将与伊、吕争侍,岂徒乐毅为伍哉叩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就一般思维来看,管、乐之间并无等同性,既如此,在这一“夫子自道”中,诸葛亮的自比乐毅,就应该不是补充一名比肩管仲之人那么简单。
那么,诸葛亮这样的有意安排,想说明什么呢?笔者以为,这是心思填密的诸葛亮在传达自己内心一些重要的思想取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乐毅以善于破敌伐城而闻名于世。诸葛亮在出山之后,必有攻战之事,在无可避免的战争中,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珍惜生命,宽仁待人。前述对于管仲的推崇及对晏婴的贬斥,就有这种因素包含在内,而且由前可知,诸葛亮对于曹操集团的痛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杀戮中的无情。与曹氏集团的屠城正相反,乐毅在伐齐中具有不屠不杀,宽而缓之的表现,在杀人如麻的魏晋时代,很是得到好评。如夏侯玄言道:“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习凿齿则曰:“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己哉。”这些佳评出现在魏晋人的笔下,与其说反映的是对乐毅的赞誉,倒不如说是借机以谴责当下。而对于童年时代就遭受战争重创的诸葛亮来说,早年的伤痛更使得他希望出山后,以仁者之师夺得天下。在向往着百姓“革食壶浆以迎”的期盼中,自比乐毅,实质上反映的是以仁心得天下的政治旨趣。
2、管仲、乐毅虽在地位及才气上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出身寒微却获得君王的高度信任。而他们为了回报君恩,也为国家倾尽了才华。《说苑·尊贤》曰:“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而乐毅也是被燕昭王破格提拔,“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诸葛亮以“布衣”自况,不仅与他们的身份相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得到齐桓、燕昭这样的一代雄主的知遇,迅速登上顶级政治平台,从而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朱子彦指出,诸葛亮在择主时,“出山的条件很高”,不愿从基层干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
3、乐毅反映了一种特别的归隐之志。当他在燕惠王信谗不用之际,采取的策略是不出恶声,避祸而隐,并作《报惠王书》以明心志。其中说道:“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乐毅的这番举动在三国时代颇受推崇,成为不遇及避祸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山前居于荆州,他与叔父诸葛玄都与刘表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可由此在刘表手下谋一职事。可是,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在南阳做起了布衣,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是在学习乐毅,与刘表集团交绝而不出恶声,在隐逸中避祸,并等待着“齐桓”“燕昭”的出现。
总之,从“管晏”到“管乐”的变化,绝非信口言之。符号认知的改变直通心路与心灵,在改变时代用语及固定思维的背后,有着诸葛亮的童年记忆、青年思考及对未来的期待。
三
“好为《梁父吟》”与诸葛玄的命运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由以上记载,可以获得如下几点认识:1.诸葛亮因早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就成长心理来说,这样的经历足以使叔侄之间犹若父子。2.诸葛玄曾带着诸葛亮及其弟前往豫章太守的任上,后因人事更迭,入荆州投附刘表,此时的诸葛亮正处于心理认知日渐成型的青少年阶段。3.玄死后,诸葛亮躬耕时好为《梁父吟》,则考察其心志时,不能不上溯至诸葛玄。换言之,应特别关注《梁父吟》与诸葛玄的关系。
由前已知,《梁父吟》反映的是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其诗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占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乐府诗集》收载了此诗,将其定为诸葛亮作,但一般而言,学界并不信从此说。在此,笔者无意深究作者问题,而孜孜关注于诸葛亮吟咏此诗时的情感寄托。我们要问的是,“好为《梁父吟》”是一种反复为之的事情,就内在心理来看,这种偏好的触动点在哪里?后而还有没有隐含着更多的情绪和故事呢?笔者以为,这是可以做出肯定回答的。
查考史籍,梁父又作梁甫,为山名,坐落于泰山脚下。根据诗而之义,宋儒姚宽认为:“君有德则封此山李转生,愿辅佐君王,至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然而,谁“为小人谗邪之所阻”呢?是诸葛亮吗?显然不是,因为那时的诸葛亮是一名尚未出仕的年轻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表达呢?此诗还有其他深意吗?郭茂倩指出:“《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曾咏仪,亦葬歌也。”而据《乐府诗集》所引《琴说》的说法,此诗为曾子所撰,所谓:“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基于此,清儒张澎说:“武侯之好为《梁甫吟》,为思琅琊故乡……(姚说)未必然也。”但笔者以为,所谓“谗邪之所阻”的意义还是存在的日内瓦医生,但它仅为诗而之义。张澎所言“为思琅邪故乡”虽更进一步,但也有问题存在。揆之常情,既是思念故乡,何必选一首葬歌反复吟诵呢?所以,这种思念必须框定范围,只能是对己逝者的追念。没有特别的缘故,大概没有谁会贸然地用葬歌来笼统地思念故乡。笔者以为,诸葛亮此举,乃是以故乡葬歌来思念故乡之人,而且此人曾“为小人谗邪之所阻”,与诸葛亮恩若父子。
诸葛亮
那么,其所思具体为谁呢?应该是诸葛玄。由前己知,此诗传为曾子思念父母之作。而在诸葛亮兄弟由少年而青年的人生历程中,诸葛玄是实际的抚养者。然而讨厌夏达,他在将他们由琅琊带入豫章及荆州后,却最终散手人寰,留下了兄弟二人。用故乡葬歌来追念这样一位父亲一般的叔叔,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进一步言之,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是对叔父在豫章任上的遭际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再三唱叹,同时警示自己今后的人生及仕进之路。
揆之于史,豫章之事是诸葛叔侄人生中极为惨痛的一页,对心理的巨大触动不言而喻。就现有史料,关于豫章,诸葛亮未下一言,但有理由相信,《梁父吟》的后而就关联着豫章。首先,就字义而言,梁父与豫章可以相通,皆有大、美、佳等义,而且梁父是山,汉末的豫章田震什么病,亦是“多山川鬼怪”之地。加之与《梁父吟》一样,流行于汉魏的古辞中也有同类的相和歌辞—《豫章行》,其基调与《梁父吟》一致,抒发的是“伤离别,言寿短景驰,荣华不久”的情绪。笔者认为,诸葛亮的吟咏,是用《梁父吟》隐约其事,颇类后世《红楼梦》的“甄士隐去,贾雨村言”的手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梁父吟》所吟诵的“二桃杀三士”,正吻合诸葛玄的往事。此一关键点不仅决定了诸葛玄的命运,其余波也影响了诸葛亮的早年生活。依照心理学理论来看,此处所论,属于前己言及的“符号互动”与“记忆残片”的范畴。加之诸葛玄之事的复杂性与比附性,有理由相信,诸葛亮乃是话中有话,深意存焉。
查考《诸葛亮传》及相关文献,诸葛玄的结局是个谜。陈寿在传文中仅有一句“玄卒”,未作其他交代。但在裴注所引《献帝春秋》中,却有不同的说法:
初崔明秀,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就文献可信度而言,《献帝春秋》是颇有问题的。众所周知,陈寿曾为蜀汉大臣,熟稳此地人事。尤其是对于诸葛亮,陈寿不仅知其过往,而且为其整理文集,勘定故事。加之陈氏号为良史,不采纳《献帝春秋》之说应有其道理,所以司马光作《通鉴》时,亦弃注而用陈说。不仅如此,裴松之在注中所言:“此书所言,与本传不同。”初看并无倾向性,但事实上,他从骨子里也不完全信从《献帝春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裴氏曾声明,其所引材料并非皆为事实,在所附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氏指出山本美香,由于陈书“失在于略”,他不得不广纳博取,即使互相抵梧或有所疑,也“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事当否,就由读者自己去加以判断了,只有那些“纸缪显然,言不附理”者,才“随违矫正以惩其妄”。而在《诸葛亮传》中,《献帝春秋》所引材料正是出于“以备异闻”的需要才加以揭集,但这类书的可信度如何呢?裴松之本人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蜀书·马超传》中,提及与此书相类的《山阳公载记》时,曾轻蔑地表示:“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献帝春秋》固然可以反映一些事实,但由于其不够谨严,在论证中不能作为基本依凭,而只能以陈寿传文为主,《献帝春秋》仅可作为辅证来用。下而,按照这一思路,来看看当日的豫章形势及诸葛玄的命运,其中有两大问题最为关键:1.豫章太守的争夺。2.诸葛玄与袁术及刘表的关系。
先看豫章太守的争夺。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可知,当时在诸葛玄之外,另有一位豫章太守—朱皓。然而,在《三国志·刘蒜传》中,除此二位从白蛇传开始,还出现了第三位实际上的豫章长官—竿融,出现了所谓的“豫章三太守”现象。而且,朱皓、竿融都死于非命,诸葛玄虽因投奔刘表而得以存生,但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关于诸葛玄之死,具体情形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死在豫章之事后,此事对其打击是巨大的。《献帝春秋》所记载的内容,虽很可能是一种传闻,但却反映着当时的乱象丛生及后果之惨重。如果诸葛玄是因此事而加速了死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死就是“豫章三太守”的必然后果。而这一现象与“二桃杀三士”有着极大的相类处,很容易让诸葛亮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再者,诸葛玄的结局,不仅关涉与袁术、刘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反映着当时的政局变动,也影响了此后诸葛亮的命运与处世态度。熟悉三国史事者皆知,汉末之时,袁术盘踞扬州,刘表占据荆州,由于在军政斗争中直接交锋,二人交恶,关系龋凝。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诸葛玄何以可以周旋于二人之间?这与豫章太守的职任有何关系呢?
关于袁术,有一重要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从不轻易将郡守一职授人,一般只任故吏,为此,对于有大功的孙坚、孙策父子,尚多次食言。而《诸葛亮传》明载:“(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这样看来,诸葛玄与其关系定然非同一般。程有为由此推断:“诸葛玄当为袁术故吏,与袁术关系至为密切黑蔷薇升天。”但笔者以为佐藤堇,说“诸葛玄当为袁术故吏”并无旁证。而且,如果诸葛玄真的为其故吏,他与袁术的依附关系将极为深厚,按照当时的通例,一般都会加以记录,并守臣节于一生。而诸葛玄最终投奔的却是袁术的对手刘表,这就不合常理了。所以,诸葛玄为袁术故吏的可能性较小。
诸葛玄担任豫章太守的时间,应在初平三年(192年)八月后。据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七《孝献皇帝纪》,此年的八月,太傅马日碳等持节镇关东,在袁术杀原扬州刺史,“领其州”后,不仅未追责,反而“假节,封阳翟侯”,正式赋予他统领此地的全权。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此年的十月,刘表被封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据《刘镇南碑》,刘表被“授节,以增威重,并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蔷薇格斗2,惟君所裁”。此前,袁术与刘表的关系虽不断恶化,但并未最后反目。不仅如此,他们之间还曾一度交好。据《后汉书·袁术传》,袁术来南方的第一个落脚点,乃是南阳,在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而初平三年十月后,由于刘表具有了“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惟君所裁”的特权,袁术必然要强烈反弹,他不仅不服从汉廷命令,而且拉开了对荆州的进攻序幕。据《三国志·孙坚传》,“初平三年密令截击,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也就是在这一战役中,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手下射杀。传引《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据此,则对刘表的进攻乃是年底发动的,时间应在十月后。
在荆州与扬州之间的对抗中,豫章处在二者的前沿结合部,地位极为微妙。值得注意的是,在袁术那里,诸葛玄作为郡守并非实任,只是暂时性地摄行郡事而己,即所谓“袁术所署”,想来是不会有实权的。由前己知,在重视故吏的背景下,诸葛玄能从袁术那里获得郡守一职,己非常态。出现这一状况可能与袁术一度重视徐州,尤其是琅琊人士有关。初平至兴平年间,袁术所用的庐江太守刘勋、扬州刺史惠街皆为琅琊人,他们是袁氏故吏。用琅琊人或徐州人,有通过拉拢此地人士、夺取徐州的可能。当时徐州正处在曹操的猛烈进攻之下,袁术一直在寻找机会抢占此地。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诸葛玄入主了豫章。由于豫章属于扬州刺史管辖,也有一种可能则是,诸葛玄由同乡惠街所任命,为袁术所首肯。但不管出于何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诸葛玄与袁术之间一无依附关系,二非实任,他们之间的结合势必十分松散。等到十月后,刘表总领东南的时候,拉拢老朋友诸葛玄也就顺理成章了。由前引《献帝春秋》己知,“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应该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尤为重要的是,袁术与刘表相较,前者日益叛汉,不轨迹象日渐明晰,而后者还在名义上守着汉廷礼制。诸葛玄应该是忠汉之人,就日后诸葛亮的作为而言,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叔父的这种影响。由此,背袁投刘,也就毫不奇怪了。然而,汉廷并未采纳诸葛玄为太守的建议痛快天空,不仅新派了朱皓,并且让刘蒜来担任扬州刺史,剥夺了袁术的统辖权。在此后,则是一片乱象,诸葛玄逃离豫章,来到荆州。
在这一过程中,诸葛玄为何没有得到汉廷的正式任命,己无法确知基本原因。但是,在刘表上书其为郡守的情况下却未能留任,一方而证明了当时的汉廷对刘表的防范,一如袁术;另一方而,诸葛玄在任职时必有人提出过非议,并使之成了去职的借口。此时,诸葛亮仅有十二三岁,伴随着诸葛玄的遭际及逝去,家族及个人命运陷入了又一个低谷,它们对于诸葛亮心灵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也因而,表现着“为小人谗邪之所阻”及“二桃杀三士”的《梁父吟》,就成了诸葛亮青年时代的精神寄托。在这一吟咏中,勾起的不仅仅是思念,更在这一“童年残片”中注入了一代政治家的种种思考,充满着对过去的谴责以及对未来明主的期待。
作者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作者刘清,豫章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