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里的巴黎-吾文吾事
秋风带来的微雨细密清凉,有着不易察觉的轻盈。透过挂满水珠的车窗,外面的景致均速地滑动,灯光和水珠折射中的街景斑斓、恍惚,却又清晰透彻。来接我们的一凡与林木谈论着十年间巴黎的改变,谈论巴黎中产阶层的焦虑,谈论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文政赫,谈论他心目中的巴黎。车窗外划过的依然是奥斯曼先生的巴黎,他主持拆毁了那座马蹄踏出嘀嗒声的、路灯昏暗的老巴黎,那座属于《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的巴黎。在他的规划和建设下,巴黎成为一座有着良好排水系统、能容纳汽车穿梭奔驰、有巡道树和林荫大道的现代巴黎。当然,也是这座由奥斯规划建设的城市王家卫体,上演过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至少仍保留的石子路面和仄逼的街道会给巷战提供了最好的地理条件,被革命和热血激动的人们终于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虽然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路易十六并非最坏的国王,他的时代也并非最坏的时代,他甚至试图寻求更合适的治国方案。
这座城市里同样倍受争议的建筑,便是如今从这座城市的任何角度能能看到的那座铁塔,这或许也是设计师艾菲尔先生所意想不到的。作为巴黎的标志,铁塔以金属的冷峻、坚固、稳定构筑了简洁的现代审美,流畅柔和的弧线和直抵天际的尖锐被完美地结合。塞纳河边的艺术家们,以它为蓝本,不断变形、解构、重组成自己的作品,他们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心中的巴黎——比如让艾菲尔铁塔穿上红色的高跟鞋,巴黎就成为一位妖娆、风情、傲娇的女郎。而我们飞越万里,在这个初秋雨夜的流光和雨雾里看到铁塔,才在心里肯定了这样的到达,就像看到雪山才算回到了高原。
雨一直细细密密地下魂断疯人院,行人们裹紧身上的风衣匆匆擦肩,但很多人都没有打伞。是的,这秋雨丝毫也不恼人苟三权,只是无声的、柔和的、微凉的落在身上,或者连成一片水雾向应天,使得周遭的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层薄纱。那夜,我们几乎在这奥斯曼先生的巴黎迷路太玄遁仙,每一条街道都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丁可儿,两旁是灰色的、厚实的、五层高的砖石建筑,庄严沉稳地战舰般地分隔着一条条相通的马路,被马车碾压过的碎石路面如今有汽车穿行其间,井然有秩从容不迫。灰色的石墙与厚重的大门一起默守着这座城市那些辉煌的、惨烈的历史,环抱着一盏盏橘黄色温暖的灯光,也包裹了那些秘而不宣的时尚秘笈。
那夜,我们离旅馆不过几十米的周边的街道上徘徊,我发誓,出门前我曾在心里默记下旅馆门口的招牌,也默记下门口那一小片用彩色的马赛克铺成的地踏酷锋i5,但每每心怀希望地奔过去,走到近旁却不然错失。一凡曾说,这个街区的每一幢楼几乎都是同样的格局,连窗户的尺寸和大门的造型,如果有区别,只是不同的主人在窗台上种植的不同的植物。林木显然开始焦虑,但我内心却希望,此时也能有一辆午夜出租车停在我们身边,然后把我们带回大师倍出的十九世纪。在那个星光熠熠的派对上,充满了我热爱的作家、诗人、画家,那是我热爱的巴黎,如今只有伍迪艾伦才奇思妙想地把他们召集在同一块大屏幕上。陈本善
几天之后才恍然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就在离他们那么近的地方——萨特和波伏娃曾多次入住我们预定的这家酒店,而老灵魂们安息的蒙帕纳斯墓园与我们仅一街之隔。
三天,我们的时间花在了博物馆,从卢浮宫、奥赛和蓬皮杜,还顺便去看了罗丹的雕塑、印象派的橘园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林木说,“我们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从神到人再到非人的西方现代艺术之旅。”把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再到现代派,和当代艺术囫囵吞下,本来就已经疲惫不堪,而我们还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每天在那些灰色的厚实的建筑之间穿梭泉友之家,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艾菲尔铁塔,无数次与塞纳河不期而遇。可是,直到我们跨过酒店背后的那条马路,进入到蒙帕纳斯墓园,与在长眠在此的老灵魂们相遇,我的内心才笃定地知道灵吸怪备忘录,我是站在了巴黎的土地上——那个在小说、电影、图片、旅行攻略里无数次遭遇的巴黎,那个属于巴黎人的、令外省人心向往之的巴黎,那个被艺术青年、时尚人士反复心心念念的巴黎,那个在心里构想过却依然面目模糊的巴黎。
夏秋之交的墓园,静谧恬淡得像一幅印象派的画。阳光透过高高的梧桐在墓园笔直的大路上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光斑,踩着路上金黄的落叶,满眼葱郁的绿和摆放在墓碑前的鲜花,之前所有关于墓地的情感经验:凄冽、悲伤、恐惧、不安、手足无措都全然失效。这里更像是一座城市街心公园,借道而过的行人和汽车心无旁鹜,墓园长椅上柱着手杖的白发老悠闲自顾,或许他们不过是在享受生命中最丰满的时光,偶尔回望生命中的跌宕岁月,也或许,他们根本只是在享受一个雨过天晴后的秋日早晨。
在空气中的微微凉意中,我们仰望墓园里那块写满人名的牌子,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个编号,帮助前来吊唁的人们能顺利地找到他们想要吊唁的墓地。萨特和波伏娃、马格丽特.杜拉斯、安德烈.雪铁龙、波德莱尔、雕塑家巴托尔迪、戏剧家贝克特、作家莫泊桑。。。。。
萨特和波伏娃的墓地是最容易找到的,就在大门的右手边不远处,墓碑上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早晨的阳光柔和地勾勒着凸现在墓碑那两个不朽的名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故事,他们留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早已被世人反复传说。世界各地的崇拜者、仰慕者,带来了鲜花和各种能代表心意的小物件,确保他们拥有最鲜活与庸常的生活,就像他们活着时那样。
临行前,我想过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祭奠,但还是空手而去。还是小王提醒道,“放一张巴黎地铁票吧。”林木跑了不少路才找来块合适的小石子,既能压住那张小小的车票,又不至于显得突兀。其实,这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后来,在波德莱尔的墓碑上也看到很多用石子压着的车票,可见,每一次的到达都是怀着多么迫切的心情,迫切到都忘了该给他们带什么样的礼物。在波德莱尔的墓前,我们就看到一本韩文书,显然,这是一本被来访者随身携带的、被反复阅读者的书,磨毛的书脊、翻卷的书页、被勾划过的内文,都说明它被从遥远的韩国带来的理由。而来访者把它留给了写了《恶之花》诗人,让他在看清《忧郁的巴黎》的同时也了解一下远在东方的国度。
大门的左手边的不远处是那个写过《情人》《琴声如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杜拉斯墓地,那个被文学青年们奉为教主的杜拉斯。她甚至没有给自己竖一块墓碑,只是在墓棺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但这个被鲜花和绿树环绕的墓地显然比周边的墓地要热闹很多。这倒很像杜拉斯的一生,喧哗与鲜花从来没有从她的生命里退场。最为特别的是,有人在墓棺上方放了一只桶,桶里插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笔。我也翻出一只彩笔,最近迷上了速写,冯世宽原本是带在路上练习用的,事实上,每天回到宾馆已经累得连喘气都没劲儿了,速写练习当然只是一个愿望。
后来翻看那天拍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2014年才去世的杨,终于还是与杜拉斯合葬在了一起。这段引来无数猜测与议论的爱情,终于以杨的离世与合葬划上了句号,而最终的相守足以终结所有的对这段关系的置疑欺凌游戏2。
我们在这个诺大的墓园徜佯,谈论那些我们共同熟悉的名字,还有他们留下来的诗句与思想。走到靠近出口的位置,一凡提到一个法国新浪潮导演的名字,我看过一些新浪潮的电影,但导演的名字通常都被我一带而过,他说,这位导演应该算是新浪潮的先驱之一。
我们跟随一凡模糊的记忆去寻找那块墓碑,虽然,他肯定就在我们脚步的十米之内,但就是无法从一排排紧紧相邻的墓碑里找到它。于是,只好向坐在长椅上的一位老人请教,我注意到她的脸,“现在,我更爱你这张倍受岁月摧残的脸。”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杜拉斯在《情人》的开头的这句话,那张脸美得安静、恬淡、优雅,脸上的每一道皱折都收藏着她生命里的美好,即便是悲伤与痛疼也都被她幻化成了圆融生命的一个逗点。她身上那件有点厚度的淡咖色的外套衬着她白皙的肤色,透过树叶的光斑浑然成柔和的肤质。她始终盈盈地笑着,温和的慈爱的注视着正在向她请教的一凡,我就这么显得不够礼貌地看着她——眼前这位巴黎老妇人,心里浮现着一个念头:在我慢慢变老的过程,也能成为她的样子,这便是最好的样子。
她慢慢地从长椅上站起来,两只皱纹纵横的手支撑在一根木质手杖上。她努力地回忆着,她也依稀记得这位导演的墓地就在附近,“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有些记不清了。”她的笑意里有着大病初愈的喜悦,有对同好者的认同,但没有丝毫对年老健忘的抱怨鹤啸山谷地,她的笑意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正欲放弃,先一步离开的老妇突然转身叫住了一凡,她想到了,那座墓就在刚刚她坐过的长椅的旁边梦见打井,我们到来之前,她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我们是应该经常来看望他,他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她和一凡并立在墓前,她的目光温和而又慈爱地抚过墓碑,就像抚过那些过往的岁月。
再次告别,望着老人的背影一点点地消失在墓园深处。枝头有鸟的鸣叫,有风吹动树叶的声响肖家守,有人走动的脚步声。